1978年3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会议确定中国是“越南的直接敌人”，“头号敌人”。

　　据统计，越南自1977年初开始驱赶华侨，到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

　　同年12月越南侵略柬埔寨。

　　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1979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访问后不到一个月，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

　　很显然邓小平访问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是要寻求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兵越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美国的支持。

　　访问期间究竟邓对美国说了些甚么呢?美国的反应又如何呢?由于各国政府的文件记录还未解密﹐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

　　可是﹐从美国前政府领导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领略一二。不可否认，美国总统卡特及其美国人民正因为几年前越战失败的心态﹐亦渴望越南受到中国的“教训”，出口气呢?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先生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

　　“次日﹐总统与邓两人会面并劝喻再三谨慎行事。对于将会引起更大的国际反响﹐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美国国内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总统亦亲笔手写了一封信给邓﹐语调温和﹐意思清晰﹐强调要抑制的重要性和慨括国际反应的可能性......。邓充满信心地确信中国有必要和有能力来执行整个军事行动﹐并再次对我们保证﹐行动将会短暂﹐持续约十至十二天而已。他知晓国际的反应是分歧的﹐但他认为﹐长期而言﹐国际舆论将认同和感谢中国的行动。最后邓说﹐真实说﹐能够与朋友作坦率的讨论是可贵之事。”

　　我们又看看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如何说的﹐他比前者述说得更为清晰﹕

　　“1979年1月29日，我们正准备进入宴席﹐但邓小平希望在宴前与我密谈……当我们两人吸烟时﹐邓对我说起中国对越出兵之事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越南人因侵略柬埔寨而现在正被孤立。若中国军队对河内进行军事行动﹐那么情况就变了:越南将会是受害者﹐中国将被多个国家谴责。此外﹐一个基本争议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目的是加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的军事行动对这个问题毫无益处。副主席对我表示感谢我的意见﹐但他强调﹐这是对中国极为重要的事﹕对它的邻国显示中国随时准备和有能力反击任何的侵略﹐反对它和它的同盟……

　　翌日早上﹐我们都起得很早﹐两人又相谈﹐只留一个翻译员在场。在他高声说话后﹐我向邓传递了写下的一手稿﹐总结地列出我对(中国对越侵略)将导致所发生事件的立场。邓对我说﹐若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只占领一段短时间便撤军﹐对越的惩罚适宜而止但要严厉﹐以致它不以忘记。在前一夜我已经觉察到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作为一个